张四维在张居正病重时代理总理大臣，在其去世后正式获得任命，任期两年半。两年半以来，朱翊钧与之磨合的不好，这是他的法定任期刚过半就走人的最根本原因。
朱翊钧是在矛盾的心情中让张四维辞职的。按照他的计划，总理大臣任期最好能够满十年，这样可以保证政策的充分连续。
虽然在自己完全掌权的情况下，保持政策连续性不是紧迫问题，但留下运行良好的政治传统也是非常必要的——天知道自己后世子孙贤或不肖。
然而，他并没有太多时间等张四维身体转好或与自己磨合好。毕竟，原时空的此时，张四维早已入土为安了。与其让他在任上将养身体，还不如让他回家呢——也许还能因此多活几年。
张四维离开后，新的总理大臣必须好好选择了。朱翊钧打定主意，这一届的总理大臣要任满两届——或者最少一届。
如此一来，已经七十周岁的潘晟和即将退休的王国光自然出局。变法大诏规定，阁臣七十五岁必须致仕，总理大臣也是一样。
更何况，据朱翊钧观察，潘晟尽管是无比坚定的变法派，但让他跟着张居正这样的大政治家搞执行可以，让他牵头政事堂工作的话，估计能让人家卖了还帮着数钱。
剩下的阁臣中，许国、梁梦龙六十岁，申时行五十二岁、罗万化五十一岁，年龄上都满足要求。
这四人中，许国脾气暴躁，与言路近乎水火不容，经常遭受言官诘难。其人虽然有治政能力，但心胸不及其他三人多矣，这个人被朱翊钧首先排除掉。
原时空张四维病逝后，接任他的是申时行。申时行的身世很有意思：他生于明世宗嘉靖十四年，乃苏州商人徐士章之子。但其祖父不姓徐，而是叫申乾，因被舅舅徐朴养大，而徐朴无子——于是申时行的爷爷过继改名叫了徐乾，于是申时行父子都跟着姓徐，申时行原名徐时行。
徐时行中状元时，其父已经去世，他与继母相依为命。作为儒家门徒，他对之家爷爷改姓这件事有些耿耿于怀，考中进士后欲归宗姓申。
老徐家当然不乐意：自家状元凭什么还给老申家——状元及第的大牌坊放在徐家它不香吗？当然，老徐家就算乐意，申时行也不敢改，因为改换名姓在现代很简单，就是去一下派出所的事儿，但在明代改名换姓触犯刑法，严重时甚至要掉脑袋。
洪武十九年，朱元璋为了防止军户家庭不服兵役，下死手限制更改姓名——更改姓名次数达到三次，直接处死，家产查没，全家发配边疆。而且鼓励告发这种更名改姓的人，没收的家产全归举报人。
例如嘉靖时期内阁大学士李本，本来应该姓吕。其先祖吕德玉，在洪武初年定籍的时候，因为“吕”跟“李”读音太过相近，被登记人员写成了“李”，——这一错就是二百多年，因改姓制度严苛，李本家十几代好几百人都没能恢复本姓。
隆庆五年，申时行当上了礼部右侍郎，知道了此事。于是这家伙撺掇李本请旨恢复本姓，他同时建议隆庆帝来一次特赦——朝廷高官大臣凡是姓名出现错误，可通过此次特赦改过来。
隆庆皇帝考虑到李本是嘉靖朝阁老级重臣，得给个面子。再加上申时行跟着撺掇，还真为这事儿下一个特旨，申时行得偿所愿——当时朝廷高官总计三十一人跟着沾光，得以改回老祖宗的姓氏。
打下缅甸的龚显爵爷当时没那个资格享受特赦，因为这次特赦是专门对文官而且是重臣来的。他后来能够恢复姓龚，是朱翊钧给下的封赏特旨，否则他的子孙后代照样得跟着龚显冒名参军的家伙姓刘。那样的话，已经封公爵的龚大帅得郁闷死，此亦足可见朱元璋当初的严格规定有其必要。
申时行依据特旨改姓归宗后，做了个“恩同再造”的大牌匾，连着“状元及第”的大牌子，吹吹打打送给苏州老徐家，并表示原意照顾老徐家的读书种子——后来他真是怎么做的。于是，申、徐两家皆大欢喜。
这件事的处理显示了申时行较高的政治手腕，使他获得时人非常高的评价：他做事谋而后动，既没有以势压人，又照顾多方利益，使一件较为复杂的事情变成皆大欢喜，这是宰相的才能。
但相较于梁梦龙和罗万化，申时行的政治立场偏向保守。他多次就翰林院的事儿向朱翊钧建言，尽管不敢阻挠变法大政，但在施政时凡遇到较为复杂的问题，老想着外甥点灯笼——照旧。朱翊钧希望内阁里面有这样一个“反对派”，但让他当总理大臣显然是不合适的。
那就只剩下梁梦龙和罗万化了。这两个一个是“本土派”代表，一个是“海归派”首领，能力不相伯仲，手腕不相上下，且都是较为坚定的变法派。罗万化性格有些耿介，但经过缅甸总督任上的锻炼，早非同日而语。能够迅速利用马尼拉事件就是佐证——朱翊钧尚未想到罗万化可能在萧、谢二人的政事堂钧令上做了手脚。
但从朱翊钧的角度的来看，选定其中一个，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皇帝在“海权和陆权之争”上有了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