甚至在南北数次大战时,这些掌管着宗族、拥有坞堡的豪强,也算得上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。有时候他们的选择,也足以改变战局。
因此袁绍的统治,也需要依靠这些地方豪强。
而豪强们普遍势力不强,也愿意与强大的势力合作。他们会尽量避免战争,宁愿付出一些代价,比如给袁绍交税,换取平安和在地方上的统治权。
徐晃的行动,可以说正是打击了郭援治下的统治基础。
损失了豪强,不仅令郭援失去了相对便捷的税收渠道,也失去了不少武力支持。
而且这种行为,也让剩余的豪强人人自危,纷纷要求郭援给予保护。
只是徐晃神出鬼没,对郭援的行踪几乎了如指掌,总是能避开与他正面交锋,还不时吞掉郭援的小股部队,令郭援头疼无比。
实际上徐晃若是与郭援正面决战,以他手中的五千“先锋军”,也未必就不能与郭援一较长短。
这就是郭援说徐晃“不够君子”的原因。
至于率大军去攻击野王,郭援单凭自己之力是做不到的。
野王经过张杨的经营,在周边数县里算得上是防御较为完善,若是郭援敢靠着自己的四五千人马,没有袁绍的兵力、粮草、补给支援,妄图去城下与徐晃决战,那肯定是必败无疑。
同理,徐晃也不会在没有足够把握的情况下,轻易去攻击怀县。
而徐晃之所以能具有情报优势,与太平道在各县残余的信徒,是大有关系的。
当初也不是所有信了太平道的人,都参加了黄巾起义。
或是起义风潮没来得及蔓延过来,就被扑灭了;或是当地太平道传播不够普及,黄巾军中的决策者认为不值得去发动。
现在黄巾已是日落西山,只残余一支黑山军还有点实力,且黑山军已经渐渐蜕变为山贼,不怎么再提太平道的口号了。
只是别忘了徐晃也是黄巾军出身。
虽然他投了朝廷,同样也极少再提太平道的口号,但军中几乎全是太平信徒。
加上他每次打了土豪,总是会开仓放粮。这种举动,在去年受了旱灾的情况下,更是极大地收买了人心。
汉末的豪强,已经接近历史上的巅峰时期,所敛据的钱财几乎前所未有。
受灾时哪怕是普通黔首、徒附纷纷饿死,也影响不到仍据有土地、坞堡的豪强。
在这种情况下,要说黔首们不怨恨,那怎么可能?
那黄巾起义是怎么来的?
因此徐晃的行动,受到了广大底层民众的欢迎;他和先锋军的身份,也令许多原本的太平道信徒,想起了这个正在被渐渐遗忘的信仰。
同时徐晃还有一支经历了长期实践的侦查队伍。
所以在具有群众基础,以及情报优势的情况下,徐晃才能比较顺利地开展“游击战”。
如果不懂得其中的根本,只是想简单地模仿他的军事行动,那肯定是“画虎类犬”而已。
在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,徐晃治下的小半个河内,还是整个河东,对方飞的新政执行的最彻底的一处。
他的军队和其他很多将校、军阀的来源都不同,属于“黄巾残余”。
这些人,包括其中的士卒和军官,几乎全部来自于以前的黔首徒附,天然地就会拥护抑制豪强的《兴平三年税制》和《王田令》。
因为太平道教条的缘故,哪怕是徐晃军中的官吏,也相对其他军队与士卒更平等,还没来得及蜕变出一个特权阶层。
所以即使监察使都还没有到来,只是送来了一纸命令和新政文件,徐晃就开始积极地在治下推行了开来。
河内与何南、冀州都是有联系的,尤其是作为向冀州方向输送食盐的通道,加上方飞又放开了贩运食盐的限制,因此来往于河内的大小盐贩数量并不少。
当然,还有些传统商贩,也会进行其他商品、物资的贩卖。
这些商贩除了负责物资流通,也和游学的儒生一样,是各地消息的主要传播者。
而且他们的消息渠道,与儒生又有些不同。
商贩大多是社会底层,比起哪里有大儒,谁又写了什么雄文,他们更关心民生相关的问题。
因此新税制是如何、王田区又是什么样子的,这一类消息,就伴随着食盐、陶器、大汉铁钱、金龙、银龙一起,随着商贩的走动,逐渐向朝廷统治区外扩散了开去。
“我会的。不只是平皋,哪怕冀州、青州,也都是我大汉之土,你们也都是大汉之民。方飞将军一直都把你们记在心上的,迟早都会救大家于水火。”徐晃郑重地点头道。
其实他的这些话,已经偏离了太平道的宗旨了。
要知道张角起事的时候,提出了“苍天已死,黄天当立”,声称大汉已经寿终正寝,自己将要取代它。
只是随着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