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之困，再行争论了。”黄千人有些无语了。
“数千工人集会请愿，这般声势让皇家和政府怕了呗！”黄千人说道：“为了杀一儆百，制止工人再次发生此类聚集游行之事，政府自当要予以重惩大戒，以警后者。哼，至于那些浑身铜臭的商人，又能成什么事？”
“其实，我齐国跟历代王朝并无什么区别，依旧是权贵之家高高在上，卑末小民被踩在脚下。昔年，太祖皇帝曾言，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、人人平等的新国度，不过是一句虚妄之念罢了！”黄千人愤然地说道。
“再者而言，全国税务稽查已行数月，查实脱逃税款之商人不知凡几。我等可曾听闻有商人被判刑罚？一个个无非是追缴税款，并处以罚款而就此揭过。彼辈商人涉及税款多者数万，少者亦有千元，金额不可谓不大，但处罚却如此之轻。而民间普通百姓若有损害公私财物者，往往不过数十上百元，则动辄被判苦役或者流放，此诚可叹呀！”吕文栋说道。
“说得好！”吕文栋赞道：“当年太祖皇帝曾数度言及，士农工商，四民平等，皆为国之支柱，不可偏废。既然士、商可秉政立法，工农亦可为之！浔阳县工人集会请愿，数千人骤然汇聚，震动国内，此番力量，实为工人蕴藏强大之源，当可借之，以为工人张势。”
随着齐国工业化向纵深发展，各种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，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。
首先，由于城市化速度过快，许多城市缺乏一定程度上的总体规划，城市布局也渐显混乱。城市的交通，供水，居住和卫生条件很差，甚至远不如刚刚建国时期。部分城市没有完善的下水道，垃圾和粪便成堆，严重污染了居住环境。特别是在工人集中居住的棚户区、租赁区，不仅生活环境恶劣，治安状况也十分严峻。
同时，工厂的大量出现导致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。煤的大规模开采和使用产生和释放大量的烟尘，二氧化硫，一氧化碳和其他有害的污染物，造成了齐国许多城市雾霾严重。
随着工厂和城市人口的增加，河流污染也变得十分严重，两个月前，建业城水源污染事件，最终造成一百二十六人死亡，五百余人不同程度感染腹泻、呕吐、消化系统等各种疾病。
过去四十年间，齐国还发生了三次霍乱，夺去了两万多人的生命。霍乱爆发的原因是水污染。而空气污染等也带来了多种传染病的流行，在齐国，肺结核，肺炎，支气管炎等成为常见病而且导致了大量的死亡。
齐国自立国时，通过不断的移民，再加上国内生育率的高涨，使得国内人口在数十年间不断增长，但在1710年后，死亡率却开始上升--排除正常的生老病死外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则是各种工业化后疾病的增多。
环境污染和流行病越来越严重，自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泰平十六年（1720年），敕令院通过了《帝国河流保护律》，规定，禁止污染任何作为公共供水的水源。泰平二十年（1724年）又颁布了改善工业城镇环境的《城市公共卫生律》，要求把污水和废弃物集中处理，并规定地方政府负责供应清洁卫生的饮用水。
有鉴于建业城水源污染事件的爆发，敕令院正在酝酿和讨论出台新的《饮用水源污染防治律令》，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水源污染的案例。
在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上，齐国政府和敕令院也通过一系列法律。早在绍宁十二年（1697年），政府就通过了控制蒸汽机和炉灶排放烟尘的律令，并要求将污染重大的工矿企业尽可能地搬迁至城市的下风口位置。泰平二十年（1724年），敕令院通过了《碱业生产律》，要求国内制碱行业通过有效手段抑制60的排放物。
工业革命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，还改变着齐国的经济格局。随着工业革命进入高潮，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，至泰平十六年（1720年），汉洲本土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达到50以上，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也已经有20多个。
工业革命加速了机器制造、冶金产业、煤炭开采等新兴行业的兴起。在工业革命之前，齐国的经济重心位于北部建业府地区。随着新领地的开发扩大，以及机器生产的出现，使得煤铁丰富的东南和西南地区迅速发展起来，出现了广陵（今汤斯维尔市）、云阳（今麦凯市）、大兴、郢州（今澳洲纽卡斯尔市）、临淄（今悉尼市）、南都（今墨尔本市）、桂州（今珀斯市）等新兴工业城市。
齐国工业的兴起也使得国内工商业阶层迅速崛起，他们开始寻求自身政治地位提高，滋生了参与国家管理的要求。
不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，还是为了更好的便利自身工商产业的发展，齐国的资产阶级除了加大培养下一代子女，使其努力通过政府的遴选考试，进入官场充当家族的潜在保护者外，还积极与权贵之家，乃至皇室寻求联姻，从而间接影响国家权力阶层，为其发声，充当利益代言人。
甚至，一些工商“大鳄”通过对共济会、养济院等福利机构捐赠大笔钱